那么，本次展览究竟呈现了哪些别样之作？就普通观众而言，这样一个“摹本展”，到底有没有看头？传统国画学习中，临摹一直是必经之路，对于油画学习，临摹又能发挥怎样的功效？就此，记者采访了广美美术馆副馆长胡斌及摹本作者陈金章、鸥洋等名家。

　　临摹往事：欧洲油画吹来新风敦煌临摹艰难困苦

　　所谓“广美摹本”展，呈现的是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珍藏的部分教师临摹的前苏联、欧洲油画以及敦煌壁画、雕塑作品。

　　油画部分，主要选取了两个特定时期的临摹作品：一是1956年中南美专(广州美术学院前身)老师们临摹的前苏联展览馆的作品；一是1978年广州美术学院老师们临摹的欧洲作品。

　　1954年，北京的前苏联展览馆举办了“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”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引进的首个外国画展，当时中南美专派了很多老师前往参观学习。1956年，展览巡回来到武汉，时任校长的胡一川在展览开幕前借出了五十多张作品，运到中南美专，组织老师们对这批画作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等大临摹。除胡一川亲自参与外，王肇民、阳太阳等油画名家也都进行了临摹，在此期间，前苏联着名油画家梅尔尼科夫在中南美专进行学术访问，对学校师生的临摹给予了指导，同时也对这次临摹的作品表示高度肯定。当时，这件艺事在全国可谓独此一桩。

　　第二次临摹则源起于1978年在上海举办的“罗马尼亚十九、二十世纪绘画展览”、“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绘画展览”，以及在长沙举办的“瑞典绘画雕刻展”，给当时一直深受苏式绘画影响的中国美术界吹来了一股新风。因此，广州美术学院派出了在校师生前去上海和长沙学习临摹原画。

　　壁画临摹同样曾进行过两次，分别是1961年和1979年。

　　据陈金章介绍，1961年，他与杨之光、吉梅文、林凤青、胡钜湛、冯玉琪6位正值壮年的广美国画系、油画系老师，由学校组织推荐前往敦煌临摹。那时候，火车是没有卧铺的，白天坐着，晚上则睡在地板上，由于走走停停，他们足足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敦煌，接待他们的是常书鸿的夫人李承仙。由于生活条件很艰苦，食物短缺，看守敦煌的工作人员大多都去打黄羊、野兔充饥了。陈金章与其他几位老师，每天就靠着两个五六两重的馒头，就着西瓜皮做成的“菜”充饥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各个洞窟中穿梭，临了一个多月。“李承仙请我们吃的最奢侈的食物，就是一个‘哈密瓜’，中间也给过我们送过一些红枣，因为太珍稀了，所以记忆非常深刻。”陈金章说。

　　而后，1979年，由广美国画系老师尚涛带队，方楚雄、梁如洁、陈永锵等数位年轻教员和研究生，再次前往敦煌临摹，并去了芮城永乐宫。尽管条件仍然艰苦，但至少食物有保障了。梁如洁介绍，当时，北魏、隋唐的艺术对老师和学生们有着非凡的吸引力。

　　因此，本次展览，无论是油画还是壁画的临作，都非常丰富。

　　名家临摹：具有个人温度和视角的再创作

　　当然，除了涵盖面广，这次展览更主要的特点是：名家名师临名作。胡斌表示，对普通观众来讲，临摹的作品是否值得一看，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衡量：

　　首先看被临摹的作品如何，如果被临摹的对象不具有经典性，那这样的临作确实没有太大看头。而这次展览，油画部分临摹的既有俄国列宾、列维坦、格里采等名家的作品，也有法国柯罗、高更、莱尔米特等大师的作品。虽然今天中外艺术交流日益频仍，但观众要看到这批油画的原作也不容易，其出现是有历史机缘的。像前苏联的那批作品，是直接拿到学校里来临摹的，非常难得；今天，罗马尼亚、瑞典两个国家的油画作品到中国来展出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。因此，透过这些临作，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、历史语境。

　　至于敦煌壁画，有人可能会觉得现在要看原作容易多了，事实上，也不是所有人想去敦煌就能去。而且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敦煌很多洞窟已经被保护起来，看不到了，或者状态已经改变了，而这些作品中，留下的是五六十年前的历史印迹。陈金章也表示，1961年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开放的敦煌宝库，360多个洞窟几乎全都看遍了，大家自由选择临摹对象；而今天，敦煌基本上只开放15个洞窟。所以，这批壁画临作，是今天的人们亲临敦煌也看不全原作的。

　　其次，临作是否有艺术价值，还要看临摹者是谁。这批作品的临摹者，基本上都是当代中国画坛比较有影响力的艺术家，他们的临作，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创作，具有个人的温度、自我的视角，而不是简单的复制。“面对同一幅作品，每一位艺术家选择临摹的角度、方法往往有区别。就说临摹敦煌壁画，张大千的临摹就跟这次展出的大部分作品不同。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风雨，颜色都已经改变，线条也发黑了。张大千是通过今天的状态去揣测它们最初的样貌来进行临写的，可谓‘临旧如新’；而这些老师们基本是按照他们面对的现状来临摹的。”胡斌说。

　　另外，胡斌告诉记者，艺术家们的临摹，跟有的名画复制基地的流水线产品绝不可同日而语。名画复制基地的复制是一种奴仆式的临摹，他们完全屈从于对象本身，只是复制对象的外在形貌，并不在意作品的神韵。同时，名画复制基地的临摹是机械化的流水线作业，和生产一双鞋子、一件衣服并没有什么区别，负责画眼睛的就一直画眼睛，负责画鼻子的就一直画鼻子，这样合成的作品当然不会有生命力。为什么懂行的人一看就会觉得这样的复制品很媚俗？就是因为他们无法传达出世界名画所具有的精神魅力，尤其是人物的性格特征。虽然本次展出的油画临作，不能说全都达到很高水准，但艺术家们是在完整把握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临摹，当中确实展现了他们自我的风采。

　　临摹价值：临摹如研究是“打进艺术”的有效方法

　　而从学术层面来看本次展览，胡斌表示，由于中国一直就有临摹传统，这种思路同样会被引入到向西方学习中。不管这种学习对艺术家的创作是否起到积极作用，已然构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。我们要从艺术史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家的风格、技法来源，就要了解他们背后的学习资源。譬如，由于传统的笔墨语言在表现当代人物、当代世界时无能为力，所以不少国画家通过从西方“拿来”，通过临摹经典油画来获取经验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杨之光1954年临摹了列宾的名作《萨波罗什人给苏丹王写信》，解决了用水墨来表现众多人物形象的问题。

　　自认为从临摹中获益匪浅的鸥洋，更是直率地说：“临摹就像吃营养品，不可能一天见效，但一定会增强自己的体质，某一天自己的风格突然形成了，你可能不清楚最主要是哪些营养起作用，但一定是这些营养起作用了。李可染先生曾说过：‘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。’在油画学习上，临摹同样是一种‘打进去’的有效方法。”

　　鸥洋告诉记者，当年她刚考入中南美专，就看到了学校礼堂上挂着老师们临摹的前苏联展览馆巨幅油画作品，感觉很有学习氛围，备受鼓舞。

　　后来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到敦煌临摹壁画，到湖南临摹“瑞典绘画雕刻展”作品，1985年，鸥洋还自费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临摹伦勃朗、塞尚、德加等大师的作品。

　　“当时，大都会博物馆对艺术家的临摹是大开绿灯的，可见西方也有这个传统。我只需告知工作人员我想临摹哪一幅作品，他们不问我的来路，也不用我做什么担保，就翻开本子看看是否有空档，如果没有其他艺术家正在临摹，我就可以开始了。他们会在我的画布后面盖一个copy的印章，同时还会提供一块垫布和一个画架给我。每天，没完成的临作，工作人员会帮我收起来保管好，第二天再拿出来让我继续临，并且会给我一个徽章，戴上就可以随时自由出入博物馆，不用再买门票了。所以我在大都会博物馆一泡就是四个月，一个馆一个馆地临摹。收获非常大。比如伦勃朗作品上，有那种像红宝石一样透亮的色彩，很让人惊艳。仔细辨认，我发现在透亮的油层中间又有一块块方形的笔触，我认为他是在画布上先铺一层薄油，再做肌理，而后又用薄油渲染，最后才出现这种光彩夺目的效果；像雷诺阿画的小女孩，手臂上色层的变化，我也研究了很久……正是在临摹中，我才真正了解了前辈油画大家们的笔触是怎么组织的，色彩是如何呈现的，技法是怎样表达的。如果只是泛泛看去，始终无法真正领悟，也无法铭记在心。一句话，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。”

　　从美国回来，鸥洋编了油画技法教材，并始终如饥似渴地走到哪临到哪。除了临油画原作，她也临国画原作，在她看来，中国油画家，当然也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当年广美美术馆做黎雄才大展，鸥洋已经是油画系的资深老师了，但她仍然像个小学生一样，搬来一张大椅子，上面架一个小凳子，认真地临起黎雄才作品上的石头。而偌大一个展厅里面，就她一个人在临摹。

　　鸥洋表示，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中国的艺术教育一直比较重视临摹，此后由于整个社会比较浮躁，很长一段时间临摹已经被忽视了，所以她很期待通过这个展览，人们可以重新关注到油画学习中临摹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