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洪庆

　　中国大地上，盛产各种各样的美石，或造型奇异，或纹理特殊，或色彩斑斓，或质地细腻，不一而足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把玩美石、佩带美石，把美石陈列在书桌案头，用美石装点庭院家室，沛然形成了一股赏石潮流，但无论怎样，石头还就是这么一块石头，究其本身，实不存在什么价值。
 
　　“石之为物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乃一极无用之物也。”正是因为这些石头进入了人们的审美领域，人们给了它们形而上的文化意义后才产生了价值，进而，有了市场交换的商业价格。
好比说钻石，如果西方人没有把它当成尊贵地位、坚贞爱情的象征，伴之以神话般的传说、令人畏惧的宗教色彩，它也就是块坚硬的、透明的、碳元素组成的单质晶体而已。有人就说了，钻石那么贵，是因为资源稀少呀，物以稀为贵，当然值钱啦。养在深闺人不识，不为人所知，不被大家所公认，少到独一无二，又有何用？
　　因此，马未都先生说，物以知为贵。正是有了文化信息传播、文化价值的赋予，才能使商品的货币价值倍增。赋予物品好的文化品味，因此更具备良好的商业价值，这才是对的。
 
　　以寿山田黄石为例。田黄早期被称为“黄石”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，“明末时，有担谷入城者，以黄石压一边，曹节憨公见而赏之，遂著于时。”（施鸿宝《闽杂记》）这么简单的一个“遂”字，既表示时间先后，更道出因果相承，如果没有社会大名人曹节憨公的“见而赏之”的名人欣赏效应，也就没有田黄石“显著于时”的商业价值效应。
清康熙、乾隆以后，因为帝王的喜好推崇，让田黄交上了好运。据说乾隆皇帝梦见玉皇大帝赐他田黄石，并赐书“福、寿、田”三字，由此田黄成为上天所祝“多福多寿、王土广袤”的祥瑞，得到了乾隆的青睐。
　　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朝野上下竞相购买，于是田黄石身价一发不可收拾，“别有连城价，此石名田黄。”（郑洛英《无题》）对于大画家齐白石、傅抱石、张大千、徐悲鸿的作品，我们如雷贯耳，耳熟能详，正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知名人士，名显于时，绘画功夫、修养名气超群、社会影响力之巨大，所以作品才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商业价值。
　　如果田黄石不是产自福建、寿山、田黄溪。与“福”、“寿”这些帝王们爱听的吉利话挂不上钩，纵然它再怎么“细、洁、温、润、凝、腻”，也不可能成为“石帝”。首先出了“名”，然后附会以“德”；有了这些“德”，“名”就越来越大；到后来，好象田黄石自己自从一生下来，就有了这般美好的“德行”。其实，所谓的田黄“六德”，根本不是对田黄石固有表相或天然质性的客观描述，讲的是鉴赏家的一种直观或感觉，说白了，是人赋予田黄石的包装修饰，闽中商人陈越山对于商业文化包装与完成销售绝对是空前成功的。
　　再比如说大篆刻家吴昌硕刻过的田黃石印章，拍卖场上价值千万以上。假设如果被一个无知的人，无意磨去印面篆刻、边款刻字。试问：这方无名无款识的田黄石印章还有什么价值吗？结果应该无人问津了，石因人而贵，因时代文化承载名人文化效应而贵，而材料，永远只是材料而已。
 
　　赋予美石“德行”这个传统由来以久，可追溯到至圣先师孔老夫子。一次，子贡问孔子说，“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，何也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？”孔子答道，“非珉之多，故贱之也，玉之寡，故贵之也。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。”（《礼记•聘义》）接着他讲了一大段，关于“仁、智、义、礼、乐、忠、信、天、地、德、道”，后世人归纳为玉的“十一德”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凝缩为“五德”。这里的关键词是“比德”，把玉石的物理属性与君子的道德品行相比拟。经过这样一番“人格化”的过程，玉成为了士大夫阶层彰显德行的佩饰，文化价值最终实现了它商业价值的提升。
 

　　寿山石属于“珉”的范畴，高兆在《观石录》中开篇就说，“出门六十里芙蓉峰下有山焉，山产石如珉。”因此可以简单地从以上文字判断，我们可以很坚定地认为：人在美石价值构成中的绝对意义。判断一块美石的价值。先天的材料质地，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；重要的是看后天。看美石所蕴含的人文信息，也就是美石的发现者、创作者、鉴赏者赋予美石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。

　　这并不是在否定美石的“天生丽质”，唐明皇一定不会把效颦的东施选入后宫，因为东施其丑无比，根本没有美人的绝色容颜曼妙身姿和内在的典雅气质。孔夫子也不可能指鹿为马，把“珉”与君子比德。天然无雕饰的造化之美，固然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品味，但是，再漂亮的石头如果没有人格文化力量的支撑，充其量不过是类似金银的财富等价的物品，何美之有？！只有材料价值的美石应该是无法进入人类审美艺术的最高殿堂的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我们坚定追求自己独立的艺术价值观，绝不妥协于社会工艺世俗化、商品化的审美情趣和品物的格调，始终只把寿山石当成艺术创作的一种特别材料，而进行雕刻创作，寿山石作为文人修身养性、寄情寓志的一种载体和依托。古人说，“岂尤物之移人与？”“托与石以自见与。”所以，我们应该是：人玩石头！而不是：石头玩人！”

     (匠心独韵)